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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Feb, 12:21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SAIS）中国研究中心去年 9 月汇编出版了《Studying China in the Absence of Access: Rediscovering a Lost Art》（缺乏接触条件下的中国研究：重拾失落的艺术）由，收录 Joseph Fewsmith、Thomas Fingar、Alice Miller 与 Frederick Teiwes 四位学者 2021 年的讲座内容，系统性地探讨了在研究环境日益受限的情况下，如何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开展中国研究，特别是对 1960-1970 年代「闭关时期」的中国的研究方法。书中收录多份珍贵文件影本，包括 1982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内部讨论笔记等，为研究中共党史中研究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转型提供新视角。
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受麦卡锡主义冲击，学界转向香港「大学服务中心」（USC）作为研究基地，该中心汇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学者，突破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禁忌，并建立跨国学术网络。书中详述里 1970 年代美国《国防教育法》与福特基金会如何推动区域研究，培育出首批系统性分析中共体制的学者群。
在媒体解析技方面，书中收录了 1980 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座谈会讲话记录》（中发〔1980〕77号）等未公开史料，示范如何从党媒修辞差异解读权力动态。例如 1978 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透过比对《解放军报》转载规格与邓小平后续讲话，推论高层路线斗争轮廓。另分析《参考消息》与《内部参考》的资讯落差，揭示体制内外资讯传递的阶层性，耶揭示了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的权力互动远比一般认知更为复杂。
学者们也利用数据拼图方法，以 1976-1979 年华国锋过渡期为例，展示如何从零散讯息重建权力图景。如人事档案交叉比对省级党报领导排名变动反映地方派系重组；从 1977 年「四个现代化」排序从「农工」改为「工农」的政策表述微调，暗示工业派抬头；1979 年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时的外交礼仪细节，观察中方陪同人员对华国锋的态度变化等。
编者 Andrew Mertha 在结论指出，当前研究环境与冷战时期具高度相似性——档案限制上，中共党史档案开放周期从 2012 年平均 12 年延长至 2023 年的 28 年；田野障碍方面，2020-2023 年美国在中国留学生数从 37 万降至 28.9 万；另有数位监控问题，微信等平台实名制使学者难以进行匿名访谈。当下的学者需结合历史档案分析、机构运作逻辑与文化语境解读。
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受麦卡锡主义冲击，学界转向香港「大学服务中心」（USC）作为研究基地，该中心汇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学者，突破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禁忌，并建立跨国学术网络。书中详述里 1970 年代美国《国防教育法》与福特基金会如何推动区域研究，培育出首批系统性分析中共体制的学者群。
在媒体解析技方面，书中收录了 1980 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座谈会讲话记录》（中发〔1980〕77号）等未公开史料，示范如何从党媒修辞差异解读权力动态。例如 1978 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透过比对《解放军报》转载规格与邓小平后续讲话，推论高层路线斗争轮廓。另分析《参考消息》与《内部参考》的资讯落差，揭示体制内外资讯传递的阶层性，耶揭示了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的权力互动远比一般认知更为复杂。
学者们也利用数据拼图方法，以 1976-1979 年华国锋过渡期为例，展示如何从零散讯息重建权力图景。如人事档案交叉比对省级党报领导排名变动反映地方派系重组；从 1977 年「四个现代化」排序从「农工」改为「工农」的政策表述微调，暗示工业派抬头；1979 年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时的外交礼仪细节，观察中方陪同人员对华国锋的态度变化等。
编者 Andrew Mertha 在结论指出，当前研究环境与冷战时期具高度相似性——档案限制上，中共党史档案开放周期从 2012 年平均 12 年延长至 2023 年的 28 年；田野障碍方面，2020-2023 年美国在中国留学生数从 37 万降至 28.9 万；另有数位监控问题，微信等平台实名制使学者难以进行匿名访谈。当下的学者需结合历史档案分析、机构运作逻辑与文化语境解读。
有道政经
17 Jan, 02:33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展，TikTok必须在2025年1月19日前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面临关停的命运。
如果最高法院维持禁令，TikTok计划于1月19日关闭其美国用户服务。届时，用户打开应用将看到一个弹窗，引导他们访问包含禁令信息的网站。即使TikTok不主动采取行动，由于无法获得更新，应用最终也将无法使用。目前TikTok在美拥有1.7亿用户，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仅32%的美国人支持禁令。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曾率先提出禁止该应用，但最近表示愿意尝试挽救TikTok。
尽管距离最终期限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大量美国用户的迁移潮。许多用户选择 转向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
TikTok在美国的困境源于美国政府对其数据安全和内容审查的担忧。TikTok多次否认这些指控，声称采取了措施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不过政治压力仍然使其面临关停的风险。
小红书因其与TikTok相似的功能和内容形式迅速成为热门选择。小红书在TikTok禁令消息传出后，迅速登上美国App Store下载量榜首。
其实在美国TikTok用户寻找替代平台的过程中，字节跳动旗下的另一款应用Lemon8也在积极吸引TikTok用户。TikTok通过赞助内容积极推广了Lemon8，并进行后台整合，允许用户直接使用TikTok账号登录。尽管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字节跳动旗下产品，Lemon8同样面临被禁的风险，但字节跳动似乎在赌博监管机构和应用商店会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TikTok上，而忽视其他应用。
一些用户也开始转向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等替代平台，这些平台都提供类似的垂直短视频功能。而这群数十万自称TikTok refugee的美国用户为何没有选择Google和Meta产品，一方面YouTube、Instagram、Facebook功能相对单一和传统，缺乏TikTok式的沉浸体验之外，另一方面当然有对Google、Meta、Amazon等本国科技巨头的不信任，也是透过仍然选择中国社交平台表达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而中国政府对此现象展现出了也算合理的策略性容忍，背后其实是精密的分众治理逻辑。在讯息控制方面，中国网民无法直接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在官方论述中被刻意淡化，此一选择性沉默本身即为治理技术。中国外交部的正面表态尤其值得注意，当跨境数字互动符合国家利益时，官方话语系统可快速将其纳入正面叙事框架， 表演中国的开放姿态。
对于字节跳动通过多款产品在全球市场布局的作为，中国采取了策略性支持的立场，反映出中国在数字治理方面的双轨制特点，即对内维持严格管控，对外则保持战略性灵活度，既服务于扩大文化影响力的目标，又不影响国内的管控体系。
这批所谓TikTok refugee用户构成里，KOL在平台迁移中展现明显优势，他们可直接继续使用以往在TikTok制作内容的方式，甚至无需中文能力即可吸引观众，视觉导向内容比如美妆、搞笑、软色情等具有跨语言传播力。且他们已经熟悉社群平台敏感词规避技巧，这些在TikTok上经营许久的KOL们已习惯一定程度的内容限制，也许也能适应跟严格一些的小红书。已经有些KOL因为他们的影片带有 TikTok 水印而受到处罚。
另一边，普通美国用户的行为模式、内容消费和创作倾向、对平台规则的适应程度难以观察，或许他们因语言障碍，主要会停留在视觉导向的内容消费层面。服务中国本土市场为主的小红书目前缺乏内置翻译功能，TikTok refugee只能依赖第三方翻译工具进行交流。有些美国人尝试使用美国电话号码验证其帐户时，无法收到验证码，多次尝试下被认为是可疑的机器人活动而 导致帐户被停 ，且没有明确解释。
TikTok refugee们的画像也不难看出，他们对社群媒体依赖度高，缺乏对中国网路管制体系的认知，甚至对中国抱持浪漫化想像，对中国政治议题缺乏兴趣甚至持正面态度，已习惯平台内容限制，主要追求娱乐性内容，能接受不同平台的管制标准。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管理风险并不高，这群人既不具备突破审查的动机，也不了解中国网路管制全貌，短期内或能顺利适应小红书环境。小红书的单一化版本，与TikTok/抖音的海外/中国区隔运营模式形成对比，因而对于只有中国版的小红书来说，或许也只能继续维持严格内容审核标准。
至于小红书上或者其他中国平台上的中国用户，民族主义情绪的短暂爆发被官方默许并加以利用，部分中国网民将美国用户涌入视为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反向文化输出论述被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建构。即使这种叙事存在明显盲点——忽视中国用户无法自由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过度解读特定群体行为为文化胜利，低估跨文化理解中的认知偏差。
中国的数字治理逻辑展现出对内严格区隔、对外选择性开放的特征，这种模式愈发成熟，凸显出话语权力的精确运作机制、群体间认知差异、官方论述的策略性调整，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动员，也展现平台技术特性与内容管制机制如何构成更大社会控制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及用户行为、平台策略与国家治理目标间的更模糊的互动关系。
如果最高法院维持禁令，TikTok计划于1月19日关闭其美国用户服务。届时，用户打开应用将看到一个弹窗，引导他们访问包含禁令信息的网站。即使TikTok不主动采取行动，由于无法获得更新，应用最终也将无法使用。目前TikTok在美拥有1.7亿用户，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仅32%的美国人支持禁令。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曾率先提出禁止该应用，但最近表示愿意尝试挽救TikTok。
尽管距离最终期限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大量美国用户的迁移潮。许多用户选择 转向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
TikTok在美国的困境源于美国政府对其数据安全和内容审查的担忧。TikTok多次否认这些指控，声称采取了措施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不过政治压力仍然使其面临关停的风险。
小红书因其与TikTok相似的功能和内容形式迅速成为热门选择。小红书在TikTok禁令消息传出后，迅速登上美国App Store下载量榜首。
其实在美国TikTok用户寻找替代平台的过程中，字节跳动旗下的另一款应用Lemon8也在积极吸引TikTok用户。TikTok通过赞助内容积极推广了Lemon8，并进行后台整合，允许用户直接使用TikTok账号登录。尽管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字节跳动旗下产品，Lemon8同样面临被禁的风险，但字节跳动似乎在赌博监管机构和应用商店会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TikTok上，而忽视其他应用。
一些用户也开始转向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等替代平台，这些平台都提供类似的垂直短视频功能。而这群数十万自称TikTok refugee的美国用户为何没有选择Google和Meta产品，一方面YouTube、Instagram、Facebook功能相对单一和传统，缺乏TikTok式的沉浸体验之外，另一方面当然有对Google、Meta、Amazon等本国科技巨头的不信任，也是透过仍然选择中国社交平台表达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而中国政府对此现象展现出了也算合理的策略性容忍，背后其实是精密的分众治理逻辑。在讯息控制方面，中国网民无法直接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在官方论述中被刻意淡化，此一选择性沉默本身即为治理技术。中国外交部的正面表态尤其值得注意，当跨境数字互动符合国家利益时，官方话语系统可快速将其纳入正面叙事框架， 表演中国的开放姿态。
对于字节跳动通过多款产品在全球市场布局的作为，中国采取了策略性支持的立场，反映出中国在数字治理方面的双轨制特点，即对内维持严格管控，对外则保持战略性灵活度，既服务于扩大文化影响力的目标，又不影响国内的管控体系。
这批所谓TikTok refugee用户构成里，KOL在平台迁移中展现明显优势，他们可直接继续使用以往在TikTok制作内容的方式，甚至无需中文能力即可吸引观众，视觉导向内容比如美妆、搞笑、软色情等具有跨语言传播力。且他们已经熟悉社群平台敏感词规避技巧，这些在TikTok上经营许久的KOL们已习惯一定程度的内容限制，也许也能适应跟严格一些的小红书。已经有些KOL因为他们的影片带有 TikTok 水印而受到处罚。
另一边，普通美国用户的行为模式、内容消费和创作倾向、对平台规则的适应程度难以观察，或许他们因语言障碍，主要会停留在视觉导向的内容消费层面。服务中国本土市场为主的小红书目前缺乏内置翻译功能，TikTok refugee只能依赖第三方翻译工具进行交流。有些美国人尝试使用美国电话号码验证其帐户时，无法收到验证码，多次尝试下被认为是可疑的机器人活动而 导致帐户被停 ，且没有明确解释。
TikTok refugee们的画像也不难看出，他们对社群媒体依赖度高，缺乏对中国网路管制体系的认知，甚至对中国抱持浪漫化想像，对中国政治议题缺乏兴趣甚至持正面态度，已习惯平台内容限制，主要追求娱乐性内容，能接受不同平台的管制标准。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管理风险并不高，这群人既不具备突破审查的动机，也不了解中国网路管制全貌，短期内或能顺利适应小红书环境。小红书的单一化版本，与TikTok/抖音的海外/中国区隔运营模式形成对比，因而对于只有中国版的小红书来说，或许也只能继续维持严格内容审核标准。
至于小红书上或者其他中国平台上的中国用户，民族主义情绪的短暂爆发被官方默许并加以利用，部分中国网民将美国用户涌入视为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反向文化输出论述被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建构。即使这种叙事存在明显盲点——忽视中国用户无法自由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过度解读特定群体行为为文化胜利，低估跨文化理解中的认知偏差。
中国的数字治理逻辑展现出对内严格区隔、对外选择性开放的特征，这种模式愈发成熟，凸显出话语权力的精确运作机制、群体间认知差异、官方论述的策略性调整，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动员，也展现平台技术特性与内容管制机制如何构成更大社会控制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及用户行为、平台策略与国家治理目标间的更模糊的互动关系。
有道政经
13 Nov, 07:35
威权体制下的「回应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究竟是一种治理进步，还是统治技术的精进？
近期，香港城大的 Howard H. Wang、Edmund W. Cheng，中大的 Xi Chen、Hai Liang在《Governance》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Wang, et al. 2024），或许为理解中国政府回应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该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最大的网上信访平台上超过23万条公民诉求，以及武汉地方信访网站上79万余条信访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相较于普通诉求，投诉类信息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实质性回应。
过往研究认为，威权体制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集体行动威胁，对制度化渠道内的日常互动关注不足。新研究表明，即便是不构成直接威胁的个体投诉，也能获得较高质量的政府回应。
即使在新冠疫情前2019年武汉数据中，投诉类信息也更容易获得具体回应，差异化回应并非危机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化的治理模式。此外，地方平台在问题解决率方面的表现不如全国性平台。
研究发现，这种制度化的反馈机制主要受三个因素驱动——其一是上级对负面信息的重视，其二是基层官员的自我保护动机，其三是防范潜在风险的主动治理思维。具体而言，对投诉的高质量回应有助于政府获取真实的负面信息，同时也能降低基层官员因动荡事件升级而承担问责风险的可能性。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政府回应质量，包括回复的时效性、回应的具体程度、行动承诺以及问题解决情况。研究团队采用了混合效应模型处理层级数据结构，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究了政府差异化回应背后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约6.70%的效应是通过负面信息收集机制实现的，而1.36%-3.29%的效应则源于基层官员规避风险的考量。在控制了投诉者特征、领导人特征和城市特征等变量后，投诉类信息获得实质性回应的概率显著高于非投诉类信息。
数字治理时代，在线投诉平台的普及降低了政民沟通成本，为政府提供了更多获取民意信息的渠道。在线投诉平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减压阀」，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制度化的「回应」机制是否成为了一种更为精密的社会控制工具？当欣喜于投诉得到「快速处理」的同时，是否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科层体系中被驯化的主体？当每个人都成为了投诉数据库中的一个个案，社会的集体行动力是否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瓦解？
近期，香港城大的 Howard H. Wang、Edmund W. Cheng，中大的 Xi Chen、Hai Liang在《Governance》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Wang, et al. 2024），或许为理解中国政府回应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该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最大的网上信访平台上超过23万条公民诉求，以及武汉地方信访网站上79万余条信访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相较于普通诉求，投诉类信息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实质性回应。
过往研究认为，威权体制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集体行动威胁，对制度化渠道内的日常互动关注不足。新研究表明，即便是不构成直接威胁的个体投诉，也能获得较高质量的政府回应。
即使在新冠疫情前2019年武汉数据中，投诉类信息也更容易获得具体回应，差异化回应并非危机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化的治理模式。此外，地方平台在问题解决率方面的表现不如全国性平台。
研究发现，这种制度化的反馈机制主要受三个因素驱动——其一是上级对负面信息的重视，其二是基层官员的自我保护动机，其三是防范潜在风险的主动治理思维。具体而言，对投诉的高质量回应有助于政府获取真实的负面信息，同时也能降低基层官员因动荡事件升级而承担问责风险的可能性。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政府回应质量，包括回复的时效性、回应的具体程度、行动承诺以及问题解决情况。研究团队采用了混合效应模型处理层级数据结构，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究了政府差异化回应背后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约6.70%的效应是通过负面信息收集机制实现的，而1.36%-3.29%的效应则源于基层官员规避风险的考量。在控制了投诉者特征、领导人特征和城市特征等变量后，投诉类信息获得实质性回应的概率显著高于非投诉类信息。
数字治理时代，在线投诉平台的普及降低了政民沟通成本，为政府提供了更多获取民意信息的渠道。在线投诉平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减压阀」，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制度化的「回应」机制是否成为了一种更为精密的社会控制工具？当欣喜于投诉得到「快速处理」的同时，是否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科层体系中被驯化的主体？当每个人都成为了投诉数据库中的一个个案，社会的集体行动力是否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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