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组织在世俗世界内是不可能根除的，唯一能够对付极端组织的组织，就是坚强的、具有部分原教旨主义性格和强力的战斗力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那种能够烧死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能够发动宗教战争的基督徒，才能够抵抗伊斯兰国的侵袭。只有像是彻头彻尾的麦卡锡主义者，才能够抵抗共產党的侵袭。如果你们像蒋介石一样，企图博取马寅初那样的粉红色进步知识分子的赞赏，想要按照他们设置的价值标准来安排你们自己的组织，那么你们的处境就会像是，一头羊群，在杀掉了自己的牧羊犬以后，然后再跟狼群谈判一样荒谬。世界是极其残酷的地方，绝对不是民主小清新所想象的那种乐园，那种乐园永远不能建成，如果它暂时在某种地方能够存在，那么肯定是在其他的某个地方，有些更野蛮更好战的人，替你守住了边界。
我记得芬兰总理有一次跟欧盟谈判的时候，欧盟责备他们为什么采用杀伤性很强的野蛮的地雷，这是违反人道的。芬兰人回答说，欧洲人可以不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芬兰人就是你们的人肉地雷，俄国人要踏到你们欧洲的国土上来，必须从我们这些人肉地雷身上经过。如果我们都像你们那样的话，我们早就是完蛋了。以色列人绝对不可能像是那些有海洋和有缓冲国保护的温和派国家一样，过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不能做一个法国，如果他们也跟法国一样的话，那么他们早已经完蛋了。而南非的布尔人如果能有一半这样的决心的话，他们也不会是像现在这个下场。如果有朝一日，你们在20年以后，发现你们自己的下场，跟津巴布韦的白人是差不多的，那时候你们一定要想起来，害死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就好像蒋介石在台湾的时候，每一次想起来在三、四拾年代劝他搞自由化的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就会感到痛恨一样，他看到他自己逃到了台湾，而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却围绕在毛澤东的身边，高喊社会主义万岁，他们在蒋介石面前高喊民主和宪政，在毛澤东面前是一个字儿都不敢喊的。如果你们要犯蒋介石同样的那个错误，那么你们就比蒋介石更加不可原谅了。
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如果我处在同样的地位上，在我手里面还有一点资源可以应用的情况下，我一定要选择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愿意拱手投降然后被人杀掉。但是也许有人会觉得，一种比较缓和的死亡方式会是比较舒适，但是，坦白的说，我不相信这种方法，就我对共產党的了解来说的话，共產党有可能对，像芬兰人那样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人抱以一定程度的忌惮和尊重；但是对于主动送到他门下的，像马寅初这种人，一旦利用价值用完以后，会给你极其残酷和侮辱性的待遇。我绝不会让自己冒同样的危险。如果我处在一个无法逃避的危险处境的话，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造出极大的破坏，通过这个破坏来证明我有一定的破坏力量，用这个破坏力量做我自己的资本，而不是用牺牲我自己朋友的方法，用绥靖的方法来收买敌人的好感。谢谢。
我记得芬兰总理有一次跟欧盟谈判的时候，欧盟责备他们为什么采用杀伤性很强的野蛮的地雷，这是违反人道的。芬兰人回答说，欧洲人可以不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芬兰人就是你们的人肉地雷，俄国人要踏到你们欧洲的国土上来，必须从我们这些人肉地雷身上经过。如果我们都像你们那样的话，我们早就是完蛋了。以色列人绝对不可能像是那些有海洋和有缓冲国保护的温和派国家一样，过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不能做一个法国，如果他们也跟法国一样的话，那么他们早已经完蛋了。而南非的布尔人如果能有一半这样的决心的话，他们也不会是像现在这个下场。如果有朝一日，你们在20年以后，发现你们自己的下场，跟津巴布韦的白人是差不多的，那时候你们一定要想起来，害死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就好像蒋介石在台湾的时候，每一次想起来在三、四拾年代劝他搞自由化的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就会感到痛恨一样，他看到他自己逃到了台湾，而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却围绕在毛澤东的身边，高喊社会主义万岁，他们在蒋介石面前高喊民主和宪政，在毛澤东面前是一个字儿都不敢喊的。如果你们要犯蒋介石同样的那个错误，那么你们就比蒋介石更加不可原谅了。
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如果我处在同样的地位上，在我手里面还有一点资源可以应用的情况下，我一定要选择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愿意拱手投降然后被人杀掉。但是也许有人会觉得，一种比较缓和的死亡方式会是比较舒适，但是，坦白的说，我不相信这种方法，就我对共產党的了解来说的话，共產党有可能对，像芬兰人那样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人抱以一定程度的忌惮和尊重；但是对于主动送到他门下的，像马寅初这种人，一旦利用价值用完以后，会给你极其残酷和侮辱性的待遇。我绝不会让自己冒同样的危险。如果我处在一个无法逃避的危险处境的话，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造出极大的破坏，通过这个破坏来证明我有一定的破坏力量，用这个破坏力量做我自己的资本，而不是用牺牲我自己朋友的方法，用绥靖的方法来收买敌人的好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