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2023/11/26/why-do-opportunists-refer-to-the-bourgeoisies-white-paper-as-red-flag/
富士康工人运动和市民解封运动、白纸抗议反映的是三种阶级利益,三者之间从起因、经过、结果都存在着差别,运动的方向、目标和性质都根本不同。自觉的资产阶级能看到这一点,但自由派为了本阶级的政治目的,为了利用无产阶级在深重压迫中迸发的怒火,他们费尽心思不让无产阶级看到这一点。而某些打着“左翼”旗号的人也开始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撒谎混淆视听了!
纯正的自由派是拙劣的,他们对这些运动根本不作分析,只要是个群众运动就一股脑说成“反习”,捏造自己“得道多助”的假象。“列宁道路”却更精致:他们划分了运动中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但仔细看看他们是怎么划分的!类似的混乱观点也存在于上述一切机会主义派别中,它有两个方面:
(1)把自发的市民解封运动和自觉的白纸抗议混为一谈,把代表资本家利益的白纸抗议美化成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尽管它“受到自由派影响”;
(2)不加区分地把反对共存的富士康工人胡乱归类到反封控的人群里,说专制政府放开防疫政策是工人和市民群众“民主斗争”的“斗争成果”,抹杀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掩盖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
在富士康工运中,我们看到的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向资本家让步,是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让步。河南政府支持富士康工人和病毒共存,得到了自由派“美国之音”的认可和同情(所谓“相对比较宽松并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按“列宁道路”的标准(“列宁道路”多次强调:“清零”是“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政府在限制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难道河南政府是偷偷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民主主义者,是“前资本主义”专制政府中的少数异类?真是无稽之谈。新冠疫情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发生的两件标志性事件最能体现专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不是“前资本主义”!):一是李文亮事件,武汉政府一开始就打算共存,根本没打算封控和防疫。为什么?为了旅游业和餐饮服务业,为了税收、GDP和政绩,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由贸易的秩序,为了“列宁道路”所追求的一切。二是富士康工运,郑州政府早就在让工人和病毒共存,原因也一样,为了富士康资本家的利益,为了iPhone能及时出货,抢占市场订单。而且恰恰是郑州/河南卫建委在公众号上发文说新冠疫情一点都不严重,是自限性疾病,自己就能好,为共存找借口和理由。在富士康斗争中,专制政府对工人的洗脑方向恰恰是支持共存,“列宁道路”却撒完全相反的谎!
(本文转载自《解放报》 @gongrenjiefang)